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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东征战役综述
来源: | 作者:佚名 | 发布时间: 2021-01-08 | 20434 次浏览 | 分享到: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国难当头,民情沸腾,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而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及关头,1935年10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高举抗日大旗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为制定新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政治任务和军事战略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李维汉、刘少奇、凯丰、邓发、张浩、郭洪涛、吴亮平、邓颖超。

       会议围绕红军的战略主攻方向问题,提出4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①巩固陕北,向西发展,创立新的苏区;②向南推进,创立新的苏区;③立足陕北,向北发展,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④毛泽东主张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从而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结合起来,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发展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东征的英明决策。

       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结束之后到1936年2月20日之前为红军东征的准备阶段

     (一)在军事上,巩固后方,扩充兵力。
        1936年1月,有5000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另有700余名伤病员出院归队,184名军校毕业生分配到部队,争取了2000多名俘虏兵参加红军,使主力红军增加到1.27万人。苏区地方武装逐步扩大,组建了第28军,29军,黄河游击师,扩大和新建了6个独立营,10支游击队,增强了保卫苏区和东征山西的军事力量。

      (二)在思想上,进一步统一红军高级将领对东征的认识,提高贯彻中央军事战略方针的自觉性。
       1月31日,毛泽东在陕西延长县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史称延长会议)进一步讨论东征战略方针和渡河东征的作战部署问题,阐述了东征作战的意义和胜利条件,调整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领导成员,确定了红军东征的具体部署。

      (三)在组织上,分工负责,统一领导。

       1936年1月10日和17日,张闻天先后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渡河东征的作战方针和组织领导,后方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成立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做扩大红军、筹集经费、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下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编制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四)渡河准备,包括确定渡河方式、选定渡河点、准备渡河船只以及训练渡河技术等。
        延长会议后,毛泽东、彭德怀亲自到黄河西岸侦察渡河地点,确定了起渡和突破的具体地点。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签发《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和周恩来拟定的《第一步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时任陕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习仲勋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准备渡河船只,筹粮筹款,发动群众侦察敌情、运送物资等。截至1936年2月上旬,筹集到木船60艘和5000付担架、羊皮筏子100只,在黄河渡口集结,选调100名船工准备随军行动。

       1936年2月中旬完成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

        1936年2月20日,红军突破黄河天险由陕入晋,到同年三月上旬击败晋绥军第一次反击,为红军东征的初战阶段。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统治山西的阎锡山颇感震惊,认为“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为此特别加强了反共防共的部署,将全省划为12个“防共自卫区”,制定出“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民众防共”等一系列反动措施。阎锡山认为,黄河防线固若金汤,共军入晋决非易事。
       1936年2月20日20时,东征红军开始渡河东征。红一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率领从陕西绥德县沟口突破晋军黄河防线,从中阳县三交镇坪上村(现属柳林县)登岸;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从陕西清涧县的罗峪河口、舍峪里渡河,在石楼县辛关镇咀头、贺家洼、转角登岸。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机关从清涧县西辛关渡河,由石楼县东辛关上岸,经义牒到达留村。
       23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控制了辛关、老鸦关、转角、三交镇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0余公里的地区。
       1936年2月23日,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到达石楼义牒镇张家塔村,决策和指挥了关上、蓬门两战两捷的胜利。25日,红一军团奉命向中阳县关上村前进,红十五军团主力向着隰县之敌进击。当日,红十五军团主力在隰县西北之蓬门一带同前往救援石楼的晋绥军第六十九师第二0三旅遭遇,当即向敌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在蓬门地区歼灭敌军1个营,击溃1个营,俘敌营长以下300余人。
       在红军初战告捷同时,晋绥军独二旅先头部队于25日进入中阳县关上村。 26日上午,红一军团包围关上村,经过半日激战,全歼该敌,俘敌400余人,缴枪200余支,火炮3门。敌独二旅旅部及其第三团向汾阳撤退,红军跟踪追击,于27日在距关上村约25公里的郭家庄附近将逃敌大部分歼灭或俘虏。红一方面军渡河不到10天,连续取得蓬门、关上两次大捷,仅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赢得了歼灭与击溃晋绥军5个团、俘敌1200余人的胜利,并攻占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4县交界地区,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于交口县大麦郊水头镇,军威大振、士气大振。

       面对东征的强大攻势, 3月2日,阎锡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制定了实施阻击红军的具体部署。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敌情,决定集中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主力于孝义兑九峪镇西南地区隐蔽待机,以求歼灭进入兑九峪及其附近地区之敌第二、第三纵队。
       1936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交口县大麦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红军东渡黄河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略部署,并研究了在兑九峪的作战部署,决定在这一地区集中兵力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
       3月10日7时,两军团发起攻击,激战至当日15时,红军与晋绥军形成对峙状态,鉴于此,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撤出战斗。兑九峪战斗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使阎锡山的阻击计划未能得逞,重创了阎锡山部队十四个团,挫败了蒋介石、阎锡山消灭红军主力的图谋。
       关上、蓬门、兑九峪三战三捷的战斗胜利,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打出了红军的高昂士气,阎锡山晋绥军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反击以阎军的失败而告终。

       1936年3月12日郭家掌会议至3月下旬为红军东征的巩固战果阶段

       兑九峪战斗后,蒋介石在接到阎锡山的求援电后,为了达到消灭红军,乘机将蒋系势力插入山西的目的,抽调驻河南、湖南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军的10个师的兵力驰援山西。
       193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郭家掌主持召开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三路,以毛泽东和叶剑英率总部特务团、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石楼、隰县、交口、永和一带,牵制敌人、转战晋西;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组成右路军,沿同蒲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主力师组成左路军沿汾河北上,直逼太原,掩护红一军团南下,而后向晋西北行动。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省晋西地区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张浩、彭德怀、林伯渠、杨尚昆、陆定一等。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确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方针和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听取了李克农、王世英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秘密谈判的汇报,确定了谈判的策略方针。晋西会议的胜利召开,为中共中央和红军在特殊时期确定了军事、政治、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而正确的路线、方针。

晋西会议日程表

时  间

地     点

议    程

3月20

交口县大麦郊上益千村

张闻天作《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报告

3月23

隰县石口镇

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

3月24

石楼四江村

继续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

3月25

石楼四江村

毛泽东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

3月26

石楼四江村

讨论毛泽东的报告

3月27

石楼县罗村

毛泽东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方针问题》的报告


       从1936年3月下旬至5月5日,是东征红军粉碎蒋阎军联合“进剿”,胜利回师的阶段

       1936年3月31日,刘志丹、宋任穷奉总部命令率领红二十八军从陕西佳县贺永川东渡黄河,由罗峪口附近登岸进入山西兴县境内。随后,红二十八军扫除罗峪口至黑峪口一段黄河封锁线,全歼晋军两个营后,与红十五军团在临县白文镇会师。
       蒋介石中央军进入山西,加强了阎锡山军事“剿共”的力量。4月3日,毛泽东根据敌军全面进攻的情况,决定及时调整部署,逐步收拢兵力集中歼敌,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
       右路军转入蒲县同中路军开展地方工作和破坏黄河封锁线,夺取永和及其以南的黄河渡口;左路军夺取三交镇以北黄河渡口,红二十八军随左路军行动;中路军在永和以北地区破坏黄河封锁线,保证与陕北后方的交通联系。
       左路军和红二十八军于4月6日晚,冲破敌人的拦阻,歼敌1个连,4月11日,进抵离石县城以南之金罗镇(今属中阳县),击溃敌第四纵队两个营,俘敌80余人。
       4月12日,红十五军团与敌第二纵队第一九六旅遭遇,全歼该旅第三九二团,俘敌团长郭登赢以下600余人。4月14日,红二十八军进攻三交镇,军长刘志丹亲赴前线观察敌情,指挥战斗,不幸牺牲。经过两日激战,三交镇未克,红二十八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向南转移,4月17日,在康城镇附近与方面军总部会合。
       右路军依照部署,从永和、大宁、吉县方面将敌人的黄河封锁线打开一个缺口,完成与陕北后方的交通联络。4月15日攻克吉县县城,全歼守敌保卫团,俘县长以下300余人,缴枪200余支。随后,摧毁了平渡关至清水关之间40公里的敌军沿河据点。
       方面军左中右三路军摆脱了敌军的追堵和围攻,完成了收拢兵力、集中作战的预定计划,粉碎了敌人分别消灭红军于南北两线的罪恶企图。
      中共中央在基本上完成了预期战略目的和任务后,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存抗日实力,决定回师陕北。1936年年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向各军团下达了红军西渡的命令, 5月2日,总部下达渡河命令,各部由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回师陕北,毛泽东、彭德怀率总部机关从于家咀西渡黄河。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回师陕北和《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的发表,标志着红军东征的胜利结束。1936年5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式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东征时说:“东征达到了预期目的,打了胜战,唤醒了民众,筹集了款子,扩大了红军”。5月21日,毛泽东等率总部人员回到瓦窑堡,历时一百一十七天(山西境内七十五天)的红军东征胜利结束。

       红军东征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一次战略行动,是红军在艰苦环境中以发展求巩固,在巩固中促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尔后我党在山西播下的抗日命火种和奏响的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斗序曲,它为我党在抗战初期把山西作为坚持敌后抗日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历史性基础,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里程碑。

       红军东征的意义

        一、红军东征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展示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强大的力量,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二、红军东征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山西,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熟悉了山西的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初期把山西作为抗战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基础。
        三、红军东征沉重打击了蒋、阎部队,迫使围攻陕北苏区的中央军、晋绥军入晋,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
        四、红军东征筹集了物资、钱款共计50万元,缴获各类枪支4000余支,火炮20门,扩红8000人,解决了长征以来物资匮乏、和兵员不足等问题,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
        毛泽东总结东征时说:“东征达到了预期目的,打了胜战,唤醒了民众,筹集了款子,扩大了红军”。

       红军东征胜利成果:

      1、筑起了一道立足陕北的屏障
       红军东征的胜利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有了这批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革命就有复兴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2、打开了一条走向全国的通道
       东征红军在东征期间所到之处向沿途各地的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抗日宣传。当时的陕北根据地北临长城、荒无人烟;西面宁夏、甘肃边境,地瘠民贫、人口不多;南依关中、渭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密集,但靠近国民党军的西北大本营西安,有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8个多师驻守;只有东面的山西提供了红军的发展空间。山西军阀阎锡山虽有10万晋绥军,但缺乏同红军作战经验,同时山西也是日本急谋之地,是红军对日作战的直接通道。

       3、播撒一批红色革命的火种
       红军东征山西时,在晋西广大地区的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种子,激起了山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华北主战场参加抗日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奠定一次抗日统战的雏形
       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古峪村团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东征的目的任务有三,其中之一就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洛川与东北军王以哲、张学良会谈,就合作抗日的重大问题交换看法,达成了政治、军事、经济等五项协议。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又专程从东征前线到达延安,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进一步促进了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这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